编者按：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反映着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是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维度。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系列策划，解读“四观”之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北京5月31日电 题：中西“宇宙观”何以碰撞互鉴？
——专访法国汉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梅谦立
作者 徐雪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宇宙观，如孟子所说“上下与天地同流”，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对宇宙的认识论，也是中国人民安身立命的方法论。
法国汉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梅谦立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中国传统宇宙观与西学宇宙观存在很多对话空间，其基本问题均在于如何理解一和多的关系。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宇宙观着眼的是“统一”之下如何分化，而主张“上帝与人有本质性不同”的西方宇宙观则致力于研究“区别”之下如何统一。在全球面临气候变暖、核武器扩散等威胁的今天，中西宇宙观蕴含着的深刻哲理，启迪人类超越狭隘视野，搁置短期利益，同心协力面对人类未来。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对中国哲学进行了广泛而精深的研究，在您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何种宇宙观？
梅谦立：西方人往往将中国哲学理解为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且倾向于将其评价为一种压抑的伦理学，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但那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中国哲学的独特宇宙观，其中的人其实拥有巨大的空间，在无限广阔的天地中自由活动。
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的宇宙观源于《易经》，历经先秦、汉代漫长过程，在宋代儒家学说中形成了更系统的哲学论述。人际伦理关系被置于更广阔的自然界，并连接到四季更迭、天象变化等。
16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源自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土水气火)具有真正的科学性，并以此否定中国传统的“五行”(金木水火土)观念。但以近现代科学视角来看，无论四种自然元素还是“五行”，实际上都缺乏科学根据。中国传统宇宙观的价值在于，其从宏观视角出发，观测万物之间的联系及其构成的符号体系，从而使人们在该体系中获得个人定位与自我认知。
辽宁省博物馆“和合中国”年度特展上展出的展品明代易经来註。黄金昆 摄
中新社记者：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宇宙观与西方宇宙观有何差异或共性？
梅谦立：中国思想里的“天人合一”是一个无需论证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讨论天与人有不同的本分、不同的义务等。与此不同，西方思想的前提在于认为上帝与人有本质区别，上帝是人的主宰。因此，人必须尊重上帝所具有的主宰性和超越性。人如果冒犯上帝，就是最大的罪恶。而在上帝与人有本质区别的前提下，西方哲学家和神学家所致力的是，探究人与上帝建立关系的各种方法，使两者之间产生理解的可能，进而使人有能力在行动上遵循上帝的意志，甚至与上帝最终合一。
由此看来，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宇宙观着眼的是“统一”之下如何分化，而主张“上帝与人有本质性不同”的西方宇宙观则关注“区别”之下如何统一。两种取向看起来相反，但基本问题一致，即如何理解一和多的关系。即便中国宇宙观侧重于一，西方宇宙观侧重于多，也只是路径上的差别，而非本质性区别。
2022年6月，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乌江寨景区进行无人机编队表演。(无人机照片)瞿宏伦 摄
中新社记者：您指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而上创造论与中国传统宇宙观存在很多对话空间。能否请您进一步论述这一观点？
梅谦立：首先，必须区分时间性和形而上两种创造论。
由于圣经《创世纪》的影响，时间性创造论在西方发挥了主导作用，其核心和重点在于清楚地划分创造者与受造物，建立起神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圣经的叙事，都是在讨论人如何跨越这种距离、最终与上帝合而为一。
然而，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之上建立了另一种创造论，即形而上的创造论。按照他的观点，没有必要在哲学层面假定上帝某一天创造了宇宙，而应将上帝和宇宙的关系理解为无时间性的形而上关系，即整个宇宙连同万物都直接依靠上帝而存在。换言之，上帝是万物的基础，不仅创造万物，而且还在每个时刻让它们持存，通俗点说，就是持续存在。这样的思想比较接近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即肯定先在的和谐状态，再从创生性的最高原则出发走向分别。
中新社记者：1628年出版的《寰有诠》可视作宋明理学与经院哲学的碰撞。在您看来，《寰有诠》作为对亚里士多德《论天》评注的翻译，如何体现西学宇宙观与中国传统宇宙观的汇通？
梅谦立：晚明来华传教士主要介绍了时间性的创造论，认为这是西方思想的核心部分，展示了基督宗教的特色，且可以弥补中国思想中相关内容的缺乏。不过，当时的中国人不那么容易接受创造者与受造物之间有绝对沟壑的观点。
1628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傅汎际与中国士人李之藻在杭州编写并出版《寰有诠》，试图让阿奎那的形而上宇宙观跟宋明理学的宇宙观相汇通。该书详细介绍了宇宙的形而上结构，一方面肯定万物的物质性；另一方面肯定每个物体都有自己的本质，且最终可追溯到最高的本质，即上帝。这里的上帝不能完全等同于《创世纪》的上帝，而主要是哲学层面的上帝。《寰有诠》虽未提到宋儒的“太极”，但这种形而上的创造论亦可说明，作为万物形而上基础的上帝与宋儒的“太极”很相似。
很遗憾，《寰有诠》出版之后没有人继续探究这种汇通。在171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中，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才首次直接肯定了宋儒的“太极”观念。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俞源古村太极田。张建成 摄
中新社记者：从物理关系、伦理秩序、宇宙本原等角度来看，中西宇宙观蕴涵何种现代意义？
梅谦立：首先，我们来看中西宇宙观的物理关系。今天人们较易看出中国宇宙观的优越性，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也有同样特点，两者都强调宇宙的整体连续性。不过，亚里士多德“错误地”划分月上与月下，他认为在月上有一种永恒不变的“以太”(aether)，月下则是完全不同的四种自然元素(土水气火)，这就截断了宇宙的物质连续性。
直到16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一直主导着西方的宇宙观。其后，由于伽利略的天文学发现、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西方宇宙观重新接纳宇宙物质的连续性。虽然亚氏学说有明显不足和臆想成分，不过其洞见在于，反对把地球看作一个封闭单元，认为它处在一个相互作用关系网络的中心。现代天体化学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亚氏见解，即须从整个宇宙的宏观视角去理解地球的起源和演化。
其次，在伦理秩序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中认为，宇宙在一种和谐状态中运作，其中没有强力或暴力。换言之，宇宙的圆满性相当于伦理价值，宇宙中的关系不仅是物理上的，也具有某种伦理道德的维度。《寰有诠》在解释相关内容时，除引用《周易·益卦》的“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来进行说明，还将人理解为小宇宙(microcosmos，或李之藻所说的“小天地”)，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不仅说明人在宇宙之中，也强调宇宙在人之中。
最后，关于宇宙本原，亚氏在《论天》中并没有专门讨论，但在《形而上学》中为宇宙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基础。以此为依据，阿奎那指出，上帝和万物共享“存在”。《寰有诠》将这个概念翻译成“有”，以便展示出“万有”“寰有”的共同基础在于上帝的“初有”“妙有”。《寰有诠》对“有”这一概念的强调，使基督教创造论得以跟中国思想汇通。
今天人类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如全球气候变暖、核武器扩散等，都源于人类未能将自身置于宇宙之中、以整体思维考虑人和宇宙的关系。对此，传统的中西宇宙观给人以启迪。只有意识到人类依靠整个宇宙而存在，我们才能超越狭隘视野，搁置短期利益，同心协力面对人类未来。(完)
受访者简介：
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法国人，生于1963年，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200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博士学位。2004到2006年任美国纽约市富达姆大学讲师。2006年加入澳门利氏学社。主要研究中西思想交流、西方古典哲学、当代新儒家，迄今已出版10余部中英文专著，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40余篇论文。